专家急开四药方支招用工荒
企业应加强对农民工技术培训；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从生活、精神等各方面关心农民工；利用为农民工规划职业发展等方法来留住人吸引人。
去年年底，杭州市长板巷的一家家政服务部门口，张贴着“急聘保姆，薪水给力”的招牌，负责人杨长友正为年关保姆的供不应求而犯愁。相似的情景还发生在全国很多地方，上海年初和年末经常出现的“保姆荒”也引起各方的关注。
“‘用工荒’现象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局部沿海地区出现，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由局部的用工短缺向全局性用工短缺发展。”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表示，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体系是造成农业人口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如何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而这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2011年春节刚过，沪上各行业即出现“用工荒”现象，闵行、杨浦、奉贤等区的部分加工企业生产线开工率不足一半。为应对各行业用工缺口，春节后上海部分企业安排了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接载当地农民工返沪工作，仍难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与以往不同的是，2011年节后的“用工荒”现象伴生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等宏观背景，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此次劳动力短缺现象，决定着上海各行业新一年的发展和布局。
“用工荒”从偶发渐成常态
导致今年沪上企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出现回流情况。
最早的“用工荒”发生于2003年前后，当时，曾受“民工潮”冲击的沿海城市首次体验到了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压力。此后每年春节前后，“用工荒”都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逐渐从偶发周期性变化为常态。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7亿农村人口中，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次，其中大部分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达2.4亿，比上一年增加了400多万，其中，上海农民工参加综合保险的达到405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说明总体上农民工的总量并没有减少。”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告诉早报记者，导致今年沪上企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出现回流情况。
2011年春节刚过，人口输出重镇成都、重庆两地政府纷纷动员外出务工者留在原籍工作。据媒体报道，重庆多家企业在朝天门长途汽车站、火车北站、陈家坪长途汽车站等处，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今年春节后，留在重庆上班。
重庆市相关部门更是响应高层“用心用情留住民工”的号召，向务工者发送慰问信，承诺称：“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此外，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也在节后批量举办招聘会，号召务工者留守家乡寻找机会。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部沿海陷入“无工可招”的尴尬局面。节后上海虹口足球场、上海人才大厦、上海体育场、浦东人才市场同时举行了四场规模较大的招聘会，不少企业加薪15%却仍然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务工者前来，“工人难招”成为了招聘会上用工单位集体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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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收入不再具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用脚投票”，选择留在生活成本较为低廉的原籍务工，而非东部沿海城市。
劳动力回流的背后，彰显的是东西部工资收入越发趋同，尤其对农民工群体而言。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外来务工者在东部地区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仅高5%，比5年前下滑了10%。
实际上，农民工的收入一直在增长。据英国媒体报道，2007年 “中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已连续数年以两位数速度在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涛曾在上海某论坛表示，过去5-8年，中国工人工资上涨速度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要快，从全国范围来讲，平均增速为7%～7.5%。
但是增速却赶不上CPI的涨幅。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近年来，在物价飞涨的大背景下，虽然农民工的名义工资在增长，但实际工资反而有所下降。赵晓认为，“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当前价格水平上的劳动力不足。(对劳动力)总需求上升太快，而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
在如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用脚投票”，选择留在生活成本较为低廉的原籍务工，而非东部沿海城市。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院陆晓文评价称：“虽然收入总体上比在东部城市打工要少一些，但在家乡务农，交通、住房等生活上的支出都会减少很多，实际生活质量反而比原先上升了。”
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专家各持己见，但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到来，中国将持续进入“用工荒”已成事实。
昔日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如今却越发紧俏，“刘易斯拐点”似乎真的已经到来。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刘易斯拐点’。”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告诉早报记者：“如果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现象，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在公开领域多次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蔡昉认为，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据估算，到 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蔡昉表示。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表示，工资、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很复杂，其变动会受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态的变化过程是渐进的。“根据一个本身有问题的模型做研究，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光凭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条件就得出拐点已至的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到来，但中国将持续进入“用工荒”已成事实。如何在劳动力缺口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成为上海等东部城市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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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应对常态“用工荒”？
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上升，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平均收入已从去年的1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元左右。
“‘用工荒’是好现象，说明中国产业正在转移，说明目前对农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农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表示，“用工荒”是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目前这轮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其中的代表性节点，就是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内迁。
部分观点则认为，“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倒逼用工企业提高待遇，并加速产业升级，最终保证农民工的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社会分配差距大的问题。“这是好事。”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说，有些人总担心人口红利没有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事实上，那些血汗工厂就应该让它自然消失。劳动力升值了，怕什么呀，中国的经济就会不行了？我看不会。中国总得往前发展。”
那么，上海应该如何应对常态“用工荒”呢？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建议，为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企业应该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加强对农民工技术培训；二是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三是从生活、精神等各方面关心农民工；四是利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来留住人吸引人，包括为农民工规划职业发展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等。
“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和指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条线’：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工资增长指导线。”赵建德表示，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上升，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平均收入已从去年的1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元左右。
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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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加强对农民工技术培训；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从生活、精神等各方面关心农民工；利用为农民工规划职业发展等方法来留住人吸引人。
去年年底，杭州市长板巷的一家家政服务部门口，张贴着“急聘保姆，薪水给力”的招牌，负责人杨长友正为年关保姆的供不应求而犯愁。相似的情景还发生在全国很多地方，上海年初和年末经常出现的“保姆荒”也引起各方的关注。
“‘用工荒’现象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局部沿海地区出现，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由局部的用工短缺向全局性用工短缺发展。”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表示，中国固有的城乡二元体系是造成农业人口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如何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而这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2011年春节刚过，沪上各行业即出现“用工荒”现象，闵行、杨浦、奉贤等区的部分加工企业生产线开工率不足一半。为应对各行业用工缺口，春节后上海部分企业安排了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接载当地农民工返沪工作，仍难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与以往不同的是，2011年节后的“用工荒”现象伴生于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等宏观背景，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此次劳动力短缺现象，决定着上海各行业新一年的发展和布局。
“用工荒”从偶发渐成常态
导致今年沪上企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出现回流情况。
最早的“用工荒”发生于2003年前后，当时，曾受“民工潮”冲击的沿海城市首次体验到了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压力。此后每年春节前后，“用工荒”都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逐渐从偶发周期性变化为常态。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7亿农村人口中，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次，其中大部分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达2.4亿，比上一年增加了400多万，其中，上海农民工参加综合保险的达到405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说明总体上农民工的总量并没有减少。”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告诉早报记者，导致今年沪上企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出现回流情况。
2011年春节刚过，人口输出重镇成都、重庆两地政府纷纷动员外出务工者留在原籍工作。据媒体报道，重庆多家企业在朝天门长途汽车站、火车北站、陈家坪长途汽车站等处，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今年春节后，留在重庆上班。
重庆市相关部门更是响应高层“用心用情留住民工”的号召，向务工者发送慰问信，承诺称：“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此外，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也在节后批量举办招聘会，号召务工者留守家乡寻找机会。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部沿海陷入“无工可招”的尴尬局面。节后上海虹口足球场、上海人才大厦、上海体育场、浦东人才市场同时举行了四场规模较大的招聘会，不少企业加薪15%却仍然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务工者前来，“工人难招”成为了招聘会上用工单位集体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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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收入不再具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用脚投票”，选择留在生活成本较为低廉的原籍务工，而非东部沿海城市。
劳动力回流的背后，彰显的是东西部工资收入越发趋同，尤其对农民工群体而言。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外来务工者在东部地区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仅高5%，比5年前下滑了10%。
实际上，农民工的收入一直在增长。据英国媒体报道，2007年 “中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已连续数年以两位数速度在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涛曾在上海某论坛表示，过去5-8年，中国工人工资上涨速度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要快，从全国范围来讲，平均增速为7%～7.5%。
但是增速却赶不上CPI的涨幅。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近年来，在物价飞涨的大背景下，虽然农民工的名义工资在增长，但实际工资反而有所下降。赵晓认为，“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当前价格水平上的劳动力不足。(对劳动力)总需求上升太快，而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
在如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用脚投票”，选择留在生活成本较为低廉的原籍务工，而非东部沿海城市。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院陆晓文评价称：“虽然收入总体上比在东部城市打工要少一些，但在家乡务农，交通、住房等生活上的支出都会减少很多，实际生活质量反而比原先上升了。”
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专家各持己见，但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到来，中国将持续进入“用工荒”已成事实。
昔日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如今却越发紧俏，“刘易斯拐点”似乎真的已经到来。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刘易斯拐点’。”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告诉早报记者：“如果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现象，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在公开领域多次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蔡昉认为，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据估算，到 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蔡昉表示。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表示，工资、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很复杂，其变动会受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态的变化过程是渐进的。“根据一个本身有问题的模型做研究，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光凭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条件就得出拐点已至的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到来，但中国将持续进入“用工荒”已成事实。如何在劳动力缺口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成为上海等东部城市未来的关键。
${FDPageBreak}
上海如何应对常态“用工荒”？
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上升，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平均收入已从去年的1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元左右。
“‘用工荒’是好现象，说明中国产业正在转移，说明目前对农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农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表示，“用工荒”是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目前这轮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其中的代表性节点，就是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内迁。
部分观点则认为，“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最直接的作用是倒逼用工企业提高待遇，并加速产业升级，最终保证农民工的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社会分配差距大的问题。“这是好事。”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说，有些人总担心人口红利没有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事实上，那些血汗工厂就应该让它自然消失。劳动力升值了，怕什么呀，中国的经济就会不行了？我看不会。中国总得往前发展。”
那么，上海应该如何应对常态“用工荒”呢？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建议，为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企业应该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加强对农民工技术培训；二是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三是从生活、精神等各方面关心农民工；四是利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来留住人吸引人，包括为农民工规划职业发展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等。
“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和指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条线’：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工资增长指导线。”赵建德表示，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上升，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平均收入已从去年的1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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